与去年相比，今年中央各部门“三公”经费总支出中 ，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均有所下降，唯有因公出国(境)经费(即人们俗称的公费出国)增加。初步统计，在已公布“三公”支出数据的94个中央部门中，有51个部门增加了因公出国(境)经费，共计近7000万元 。
对于不降反升的因公出国(境)经费，公众的一贯疑问是：官员因公出国花了多少钱？出国到底做了什么？而专家表示 ，不排除有些部门公布的数据有人为缩小的可能，而公开不应仅仅只限于数据，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内容，并要严格制定相关标准。
公费出国不降反升
截至8月16日，粗略统计 ，已公布的94个部门去年因公出国费用达14.5亿元 ，其中，国家体育总局和中科院因公出国费用双双过亿，分别为1.54亿和1.13亿元。
一些部门因公出国费用占比较高。商务部2010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6171.41万元，而因公出国(境)费用5798.39万元 ，约占94%。国家人口计生委去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927.2万元，其中因公出国(境)支出470.54万元，占比也达五成以上 。
根据财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 ，2010年中央本级，包括中央行政单位(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)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因公出国(境)经费为17.73亿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2010年决算相比，今年中央本级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预算中 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比上年都有所减少，但因公出国(境)经费却比上年有所增加。
在已公布“三公经费”数据的中央各部门中，有51个部门今年因公出国费用预算数上涨，开支增加近7000万元。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科技部 、国家税务总局、知识产权局、卫生部 、国家林业局 、国土资源部、海关总署、水利部、证监会、全国政协、监察部、残联 、电监会等部门开支增加超过百万元。其中，海关总署今年公务出国开支增加1518.13万元 ，国家体育总局开支增加1136.01万元 ，增加较多 。电监会去年因公出国花费70.06万元，今年的预算数为181.61万元，增幅高达159%
不仅中央单位如此，一些地方政府晒出的“三公”经费明细表明 ，地方政府一些部门因公出国的费用也呈上涨态势。以北京为例，截至8月15日已公开“三公经费”的44个部门中 ，有22个部门2011年因公出国(境)费预算数比2010年因公出国(境)费决算数增加，药监局、文化局等部门增幅较大 。
在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公布“三公经费”的过程中 ，部分官员也开始“透露”自己的出国经历。7月底，网友在论坛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四川一市长向中央记者夸耀“我去过60多个国家”》的帖子引起较大关注 ，该帖援引一则新闻说，宜宾市一位副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去过60多个国家 。
官员热衷出国引质疑
随着各类出国数据的公布 ，质疑声此起彼伏。国家人口计生委出国费用高昂一事便饱受争议 。有网友表示，中科院出国费用高或许是为了考察高科技，商务部出国多是为谈生意 ，但国家人口计生委花那么多钱出国，是为了做什么呢？也有专家质疑 ，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 ，难道计生委频频出国是去国外宣传我国的计划生育经验 ？
至于去过60多个国家的四川宜宾市副市长，人们则有更多的猜测，一个副市长去这么多国家，是公款还是私人行为，如果是私人行为，他的收入能支撑那么高费用吗？如果是因公出国 ，什么公务能“去过60个国家” ？是不是借机公款出游，乱花纳税人的钱？
专家表示 ，这说明我国在因公出国领域存在诸多乱象。“有些部门 、机构找个理由就出国的现象很普遍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采访时表示，近年中央加大查处不合规公费出国力度之后 ，以考察的形式出国相对有所减少，但以各种学习 、研讨、交流形式层出不穷，而且数量更大，有些地方还把达到一定规模的干部出国培训作为政绩进行宣传。美英一些大学甚至把中国的官员培训作为一个产业来做。
一直关注预算公开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告诉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 ，目前公款出国的乱象有几种表现：一是不需要出国的却出国了，或者编造理由出国，这在他们行内叫“编个筐”。二是出国的人数多过需要的人数 。有时明明一两个人去就可以了，非要搞一队人马去 ，这在他们行内叫“搭个车”。三是出去喜欢绕弯 ，去一些不需去或不该去的地方。本来去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就行了 ，但就是要多去几个城市，甚至多去几个国家，这在他们行内，叫“刹一脚 ，绕个弯”。吴君亮说 ，有些地方甚至把出国作为一种待遇 ，每年都去享受。
因而今年3月，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制止公款出国(境)旅游专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提醒说，禁止公款出国(境)旅游的任务依然艰巨 。该负责人表示，近些年来，一些党政干部以公务为名 ，巧立名目公款出国(境)旅游 ，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，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也一直致力于规范公款出国(境)行为 。早在1989年中办、国办就曾印发《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》。随后，有关部门相继发布《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(处)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(境)管理工作意见》 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(境)管理的通知》 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(境)管理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(境)旅游的通知》等文件 ，旨在限制出访团组数和人员数量、在国(境)外的期限、禁止一般性考察或重复考察等。
应有严格标准和绩效考核
目前公费出国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表明 ，公款出国的数额到底有多大 、公款出国的官员在国外到底做了什么还很难说清。“这充分透露出预算公开的必要性”，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，预算公开不仅仅是公布一个数据，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问题，为什么要出国，出国以后的结果以及对改善自身工作带来的效果等，这些都应对纳税人有一个交代。
“仅就预算内来说，中央公布了因公出国的年度消费是多少多少 ，但老百姓根本没法监督是合理还是不合理，是必要还是不必要 。这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即对三公消费的合理性的判断要细化。”竹立家说 。
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马国贤则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介绍说，有些“三公经费”虽然已经发生，但未必列入会计支出，如“企业请客 、官员出国”等。另外，由于“三公经费”中，如出国(境)支出并无相应的会计科目，部门公布的数据来自统计，“这就不能排除有些部门公布的数据有人为缩小的可能。”为此 ，他建议，如果要长期监察，财政就必须改革会计核算体系，设置会计科目，并列入决算，同时，允许媒体或公民能通过申请公开，自由地获得各部委有关信息，才能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 。
马国贤表示 ，此次国家第一次公开“三公经费”信息 ，意义不能低估 。但是，至少到目前，公布的包括因公出国在内的“三公经费”尚无法作为监督依据。这主要是因为“三公经费”的概念不够清晰，统计范围尚不够严密 ，比如，部级机构的经费与部级下属“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”的经费就不是同一概念 。其次，“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”是很含糊的概念 ，只有统计并公布到单位才具有研究和评价价值 。
吴君亮建议，今后不仅应制定严格的标准，比如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国，人员标准等等 ；而且预算中要体现出来，要有详细的解释，另外，决算时还要有明细 。
李炜光也认为，预算公开不只是一个形式，更是某种机制的转换。目前 ，要做的是如何不在这个层面徘徊 ，而是继续往前推进。在他看来，完善机制首先是法制，目前我国的法制体系尚未建立，《预算法》中关于预算支出 ，特别是三公支出应怎么公开、以何种形式公开 、何时公开 、公开之后如何问责、如何考核绩效等都有待明确。再者应提高公共管理及审计水平。此外还要使公众参与渠道畅通 。
